陈冲谈女性电影人困境：中年女性角色太套路

　　她曾两度获封金马影后，却不甘囿于演员舒适圈，转型导演后的第一部作品将李小璐捧为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后，但也遭受了一些争议。

　　从闭塞到开放，从出国到回国，从演员到导演……她自身经历的漂泊与起伏，就是一个巨变时代的缩影。

　　她是陈冲。

　　由平遥国际电影展与新浪潮联合举办的这场大师班主题也很有意思，叫“冲啊，女性电影人”，一语双关。陈冲这一路，是怎么冲出来的？

　　张瑞芳和谢晋带我入行

　　我不是有天分的小孩

　　我开始演电影的时候是14岁，当时全国要拍长征三部曲，上影厂分到的是《井冈山》。我当时是射击队的，在外面晒得黑黑的，像个女游击队员，就把我招去了。当时是朱时茂演男主角，我在剧本里就一句台词，要热泪盈眶说“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我整天练这句话。

　　我们还没开拍，文革就取消了这部电影，我就很沮丧，因为要回高中念书了。上影厂有位老前辈，也是一位很棒的女演员叫张瑞芳，办了个演员培训班，看到我那么努力，就说要不你来培训班吧。在那待了差不多两三个月，让我们排练话剧片段，学习打快板、念诗歌。

　　文革结束后，谢晋导演要拍《青春》，我们班一共五个女同学，说我太小不用去了，后来谢晋看见我在边上待着，就把我叫去了。我的记忆是这样的，但我前几天跟一个同学聊天，她说没有呀，你给谢晋念了快板呢！

　　谢晋导演的确是很会用新人，我没有多少天才，不是一个上来就会演、特灵的那种小孩子。他选我去了以后，除了剧本以外，还写了二三十个小品片段，把我们放在农村，每天让我们排练、找到人物关系，熟悉农村生活。今天是不可能这样拍了，很奢侈。一个月后开拍时我就没有怯场和紧张了，因为已经排练了那么久，而且不是排练电影的东西，对电影还是很有新鲜感，等于是一个表演速成大师班吧。

　　《小花》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一辈子有这样一部电影，是天赐缘分

　　我当时很天真，就想努力把戏演好，现在回头想，是被周边的一种气氛所感染了。当时大家都很年轻，我还记得他们说我们不是一部大片，所以厂里没给拨那么多胶片，有富士的，还有过期的，混用还不够，就在回忆段落用了一些黑白的，这是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

　　片中用了很多两极镜头，比如大全景跳到大特写，当时是很新鲜的做法。我虽然不懂，但是能感受到那种创作的气氛。

　　《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两首歌曲，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翻唱。我还记得当时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王酩兴奋地跟我们说，曲子出来了！他一边跺脚一边给我们唱，那个公鸭嗓，我还心想怎么这么难听，出来了是这样一部完整的作品。当时的战争片很少注重兄妹情、家庭情感上，这也是一种突破。

　　《末代皇帝》首映的时候，李先念出席，他当时已经非常年迈，对活动没有太多反应。但介绍到我的时候，他眼睛一亮，说：小花！

　　一辈子有这样一部电影，真的是幸运，是天赐的缘分。

　　第四代导演滕文骥的《苏醒》，也是一部很有探索精神的电影。我对这部电影已经记不太清，找到我时我才不到20岁，今天想来肯定没有演好。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典音乐，文革时是不允许听古典音乐的，我们几个演员是在导演宿舍里面一起听的贝多芬、拉赫玛尼诺夫，那份震撼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从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古典乐，一直到今天。

　　远赴美国，接受理想和爱情的死亡

　　从端盘子到跑龙套

　　我从小就是个有忧患意识的人，很无知、很懵懂的时候，灵魂深处就有一种忧患。一夜间成名的状态让我非常不安，高考一恢复，我就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无知，觉得我得立刻去上大学。突然间人们给你那么多爱戴，非常莫名，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昨天还无名，为什么今天就那么多人簇拥你？我觉得我必须上大学。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高中，高考恢复的时候我17岁，很多年没有好好读书了。我自己坐在培训班屋里复习功课，我同学都比我大，看见这个孩子还有这个机会，就帮我倒水冲茶，一直支持我。考上之后我也一直禁不住拍电影，我就觉得不能这样了，刚好有了出国机会，我觉得应该继续上学。

　　当时出国不像今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申请一个护照、签证，要求爷爷告奶奶托各种人。到了美国，就两眼一摸瞎，那种文化冲击是今天不能比的。当时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美帝国主义，只看过几部美国参考片。我是文革长大的，一路都很艰难贫困，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贫困，到了美国以后要自己交房租、买吃的，一下子觉得太不适应了，第一次进超市吓一跳，居然有这么多种东西，生活中突然出现无限选择。一个人有选择以后，才会真正成熟，因为你要决定，要选择。

　　我是一个情感很激烈的人。到美国之后，一个是理想的死亡，一个是爱情的死亡，这两件事情让我骤然成熟了。我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去消化这两个死亡。

　　我在美国打过很多杂活，比如在图书馆工作、带孩子、端盘子，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之后这些事都干过。我从纽约搬到洛杉矶一个大学，那个大学有几个中文教授，办了个中国电影节，放了《小花》《苏醒》，请我过去，我一看天气这么好，再带我去迪士尼玩了一圈，我就说我不想回纽约了，就留在这个学校读书了。

　　我班上有一个女同学，是在好莱坞做特技演员、动作替身的。她说你原来演过戏？我说我还得过最佳女演员呢。她说那你还打工？你去演戏试试啊！

　　我打听了一下，说整个好莱坞，全部东方人都给了一家代理商。我坐了两个钟头的公共汽车，到了那个办公室，我说我演过什么什么，他们看了看我，说你去拍张照，把照片送来试试看。一段时间过去我想可能没戏了，突然间有一天来电话了，说有一个炸鸡广告，可以用“少数民族”，你去吧。

　　去了以后，有一大群美女在那等着，我调头就走了，没敢进去。我说看到那么多人，不习惯。因为当时国内的教育是谦虚，我不可能说我比她们两千个人都强，他们说你不想去就算了，我说下次我一定克服。

　　后来又有了一个机会，是一个挺红的电视剧。我走进去，他们说行行，就她了。剧本是里面有个选美的场景，让我演一个台湾小姐，我一看行啊，一天的工资够我原来一个礼拜的。我就穿上旗袍，在台上从左到右走一遍，没有一句台词，这就是我的好莱坞处女作。

　　然后又有了一个有台词的戏，叫《Mike Hammer》，我的台词是：“Mr Hammer， do you like some tea？ ”就两部戏，我就进了演员工会，后来演了很多小的客串角色。

　　怀念《末代皇帝》和贝托鲁奇

　　我对电影的爱和激情，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

　　《大班》我是为一个夏威夷女孩的角色去的，但因为我是中国人，被否掉了。出来走到车库，遇到一个老头，他是很成功的制片商，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的代理给他打电话，我就去演了《大班》。

　　在《大班》之前，曾经有一次说需要一个东方人主演，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才会有一次。为了演好那个电视主播角色，我把餐馆打工的所有钱（每小时五块多）全拿去补英语了。整个找演员的过程有三四个月，他们给了我很多经典电影场次帮我排练，演给导演看，甚至最后都跟男主角试戏了。结果有一天我收到一大束花，说对不起，这次不能跟你合作了。我特别沮丧和绝望，觉得努力跟梦想好像没关系。

　　有一天演员副导演又给我打电话，说这下有一个角色百分百适合你。这就是《末代皇帝》。导演贝托鲁奇从一见面就跟我聊天，没有试镜，就是这样一种亲切感。这个机会让我觉得，你所经历的都会是你的财富，让我恢复了信心。

　　《末代皇帝》仅拍摄过程就有八个月，我参与的部分有半年，我看到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群艺术家，耳濡目染。我对电影的情感、对电影的爱，我这辈子不会再逃跑了，这些都是我在这半年里得到的。包括我后来做导演，我没上过科班学习，这份激情也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的。

　　当时我们把溥仪、庄士敦的回忆录都读了，但溥仪和婉容在一块的照片就两三张，回忆录里关于她的记载也很少。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因为她没被人关注过，这个任务落在我身上了。

　　导演对你的欣赏、对你的关注，让你能做到比你自己原来好很多。导演会告诉你你自己不知道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力量。我最大的一个改变，是知道了我所能达到的东西是什么，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个对我是最重要的。

　　拍摄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诗意。电影比小说更接近诗歌，这个概念是我从《末代皇帝》感受到的。它写的句子是诗的句子，视觉、音乐、语言都更接近诗歌。整个现场就有这样一种气氛，当时我们的摄影师堪称胶片世界之王，他都是轻声说话，现场有一种尊严，不是大吼大叫、发脾气的。我希望我自己的导演现场也能这样。

　　与大卫·林奇、奥利弗·斯通合作

　　每次我都能从大导演身上学到很多

　　《双峰》导演有个女朋友，是非常有名的模特，当时这个角色是写给她的，讲一个小地方突然来了一个闯入者。但后来导演跟她分手了，她就不演了，就找到了我，觉得东方人也不错，也像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所以要是他们没分手，我就演不了这部戏了。

　　《天与地》是有一天我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了一个书评，写了一个越南到美国的女人的自传。我读了那本自传，觉得她的人生经历太棒了，我要把这个版权买下来。都快买下来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说奥利弗·斯通也想买，想卖给他，因为他更可能拍出来。就这样我就失去了版权。

　　奥利弗·斯通搁了两三年，等自传续集出来了，他觉得有了两本之后可以开拍了。那时候我都快30岁了，女主角14岁，我当时要是有刘晓庆的勇气就演了……导演问我能不能演她妈妈，我心想行啊，这么好的故事，让我演她爸我都答应。

　　我每天化老年妆，拿吹风机吹皱纹。奥利弗导演是非常贴近生活的，跟谢晋导演有点像，我们每天在稻田里种地，浑身酸痛，在越南下田一个月，后来才去泰国拍电影。

　　每次我都能在这些大导演身上学到很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值得参考的。

　　再演花瓶角色是践踏所爱

　　导演《天浴》：处女作的激情一辈子怀念

　　香港曾经有一些机会让我去演电影，但警匪片什么的不是特别合适，就去演了一些我都不想告诉你们的东西。这时候我回上海过30岁生日，过得很隆重，为青春送葬的感觉，鲜花多得跟葬礼一样……在上海找了一帮培训班同学吃饭，这时候说关锦鹏导演的美术指导也想来，我说来呗。聊完之后就开始了《红玫瑰白玫瑰》。

　　我很欣赏关锦鹏导演对人物的细腻观察，当时让我演我觉得是很幸运的。我自己觉得我更像白玫瑰，但他们让我演红玫瑰。我很喜欢《红玫瑰白玫瑰》的现场，你仔细看红玫瑰的家，墙上有很奇怪的马赛克，景是很抽象的。我也能在现场感受到拍电影的一种不同方式，令我很兴奋。

　　后来得了金马奖最佳女演员，我又有了一些思考：在好莱坞大部分都是反面角色，已经不再是花瓶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是践踏自己所爱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被请到柏林电影节当评委，2000年前都是非常绝望的电影，看完我也觉得我也经历过悲剧，民族也经历过悲剧，我的感受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严歌苓跟我说她写了一个朋友的经历，听完我很有感触，去柏林之前她把这篇小说给我看，看完我心潮澎湃。回来飞机上12个小时，我差不多就把剧本写出来了，然后请严歌苓一起修改。

　　我从很小的时候，差不多九、十岁，就讨论过怎么样能不让我和我哥去很远的地方插边落户，我对远方既好奇又恐惧。我14岁进了上影培训班，我的同学有很多农场回来的，讲了很多回城的心情。我如果不拍那部戏，以后就拍不了其他戏，我必须拍出来。

　　我不懂制片、导演，也没怎么写过剧本，就是凭着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冲动出去筹资，筹资过程非常痛苦。富人一晚上打麻将可以输掉一百万美金，却跟我要各种投资能回本的证明。那时候就是很嗨的感觉，能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弧度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当时我们租了好几辆公共汽车，位置拆掉一半放器材。路上颠得很厉害，一路上你就觉得天上云彩的色彩是你从来没见过的，草地上新长出来的花也是你从来没见过的，处女作的那份激情是我一辈子都会怀念的。

　　回忆《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让我知道该怎么跟演员沟通了

　　姜文找我演戏，我临去才收到快递来的剧本，他说林大夫这个角色非你莫属，我看完说这个角色很“十三点”啊。在演每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进入角色，而是在我内心去寻找她，把她肯定下来。

　　你站在一个好导演面前就会演戏了，姜文就是这样的好导演。戏里我向黄秋生示爱的时候，姜文给我的提示是，你想想上台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激动感觉！这多好啊。 你跟这样导演合作挺过瘾的。还有一场戏是要抓摸她屁股的人，去感受别人的手，我想这怎么演啊，姜文说，你就开心啊！让你一下子就理解了。当然她不止开心，但开心是一颗种子，这场戏就有意思了。

　　这让我知道该怎么跟演员沟通了。有时候你说多了会让演员困惑，有很好的想法你就说，没有就不说。

　　我还客串了张艺谋的最新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应该快出来了。

　　谈女性电影人困境

　　中年女性角色太套路，难怪观众爱看青春的

　　我合作过的大部分的导演，工作人员都是尊重女性的，我觉得女性不是要把她拎出来特别去尊重一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有的尊重。比方说上级与下级，比方对自己的驾驶员、助手，对所有身边付出的人，尊重应该是天然的事情，是一种平等。我们是讲究平等的制度和国家，更应该注意。

　　肯定也有被冒犯过，但这种冒犯就像雨衣上的水，不会渗透给我，我也不会刻意记住。

　　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中年女演员的困惑，这个的确是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电影是造梦的东西，观众想看到青春靓丽的美女，制片方确实得这样做。

　　我接到不少剧本，那些奶奶外婆的角色都那么程式化，套路到了极点，太无趣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不是这样无趣的，难怪人们要看青春靓丽的人谈恋爱了。不管在哪个年龄层次，人的渴望、失落，人性、人的生存条件，有趣的灵魂是不会变的。

　　现在的孩子，包括我的小女儿，她已经能很熟脸地拍摄和剪辑，但她缺乏生活。今天的内容的确是有点缺少百花齐放的东西，生活那么丰富多彩、五花八门，银幕上能看到的东西的确是少了。就说我们的想象力也好，我们对内容的消化和理解也好，我觉得的确是有待于发展的。

　　（何小沁/文 王远宏/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