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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可被描述为草率的飞行：航程中加入了两次起降，飞机一落地，当地的百姓如赶集般扛着大包小包，一拥而上“拼飞机”。三个小时后，这架联合国难民署的包机终于到达了机场——其实就是一片红土地，没有航道。不远处两栋快要被红土淹没的小砖瓦房是航站楼
姚晨在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这些年轻人没有住进难民营，而是分散居住在城市里。
那是一次可被描述为草率的飞行：航程中加入了两次起降，飞机一落地，当地的百姓如赶集般扛着大包小包，一拥而上“拼飞机”。三个小时后，这架联合国难民署的包机终于到达了机场——其实就是一片红土地，没有航道。不远处两栋快要被红土淹没的小砖瓦房是航站楼。红土地上摆了一圈石头块儿，把行李扔进石头圈里，地勤走过去，胡乱翻翻，就是安检。
一下飞机，热气“轰”地打过来，接近赤道的热辣阳光把空气烤得扭曲了，血液在沸腾，耳朵像着了火似的嗡嗡直响。望不到边的红土上，一种褐色的小灌木像荆棘一样趴在地上，样子倔强又丑陋。
这是埃塞俄比亚2012年6月的一天，我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代言人进行的第三次探访。
从机场坐了四小时的车，我们到达了联合国难民署设在当地的办公室。一个金发姑娘迎过来，白衬衫、牛仔裤，笑得像一道阳光。这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是美国人，已经在非洲难民署的一线工作了好几年。她朴素热情，做事麻利，特别符合人们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想象。当天晚上，我们住在由集装箱改制成的办公室里。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引起疟疾，我们带了很多蚊香，还穿着长袖长裤睡觉，结果蚊子没死，我被熏了个半死。
距离办公室四小时车程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边境交界处，有个刚成立一个多月的难民营，那是我们此次探访的第一站。这座难民营没有墙，只是一片红土上散布着的帐篷和窝棚。不远处，好多个热气旋把沙尘卷起来，接通了蓝色的天和红色的地，奇幻又令人窒息。在我们到达的一个星期前，难民营里两个种族间刚发生了枪战。
难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在逃亡时没来得及携带任何财产。他们的衣服和食物也是由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分发。许多家庭只剩下了母亲和孩子，男人们在种族间的战争中或被打死，或被拉壮丁。因而许多难民非常紧张，不愿意和外人交流。我们探访的家庭都先由难民署联系沟通，征得了难民的同意。
我们探访的第一户人家没能分到难民署的帐篷，她们搭了个窝棚，用的建材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种丑陋的荆棘，外面裹上捡来的五颜六色的塑料布。窝棚也就三四平米大小，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块破布，四五个人盘腿坐着，把布挤满了。才几分钟，我就觉得窒息。满窝棚里都是苍蝇，它们成群结队地转圈飞舞，声音大得像战斗机。我盯着它们，不敢轻易张嘴，生怕一不小心就有苍蝇飞进去。女主人坐在我旁边，讲述着自己的遭遇。她对这一切似乎习以为常，苍蝇停在她睫毛上、嘴唇上，跟着她的嘴唇上下颤动。她平静地诉说着，并不伸手驱赶它们。
看着她，我想到一个词儿：“命若蝼蚁”。可能在这样的绝境里，难民觉得自己的生命跟苍蝇并无差别，她们和它们是和平共生的。在从前的探访中，我常会问，你想家吗？想不想你丈夫？但那次探访，我什么都问不出来。关于情感的话题显得那么多余，你都觉得自己矫情。“活下去”，才是她们唯一关心的问题。
探访前，我总会给自己化上明艳的妆。我不希望自己蓬头垢面、看上去脸色比难民还惨。这些难民，祖国回不去，申请避难的地方也不太接受他们，他们不能工作，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这是很严重的心理创伤。而我们的来到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有个明星来看你们。他们看着我是个明星的样子，就会觉得真有个明星来关心自己，就会觉得被重视。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像个明星。
当地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最怕下雨。我很奇怪，这么干燥的地方，下雨应该是好事啊？他们说，一下雨，这片土地就会变成一片黑色。平时躲在地下的那些知名不知名的虫子全部爬上来，将大地覆盖。许多大人小孩被这些虫子咬伤，得了怪病。对这些怪病，难民署也找不到疫苗可以预防，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多孩子死于不知名的疾病。人们能盼望的，就是别下雨。
这个位于边境的难民营里有差不多二十多位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审核、登记难民的身份，提供饮食、住宿，维持秩序，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学校，但大部分难民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觉得读书无用。于是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来上学的孩子每天能在学校吃一顿免费的甜豆糊，这样，学校里的孩子才多了起来。
在埃塞尔比亚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另一处难民营，它已存在超过十年。我去的这户人家围起了院子，算是难民营里条件不错的人家。低矮的房屋里没有光线，我们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晒着太阳，听女主人讲述过往的经历。一个小男孩蹲在我旁边，他睫毛长长的，扑闪着，特别好看。发现我看着他，小男孩低下了头，我无意识地顺着他的动作往下移了移视线——他的小腿上，一道半尺多长的伤疤已经溃烂，上面爬满了苍蝇。
太阳那么热，我的后脊梁一下就凉了。我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活不长了，对于他的苦难，我什么也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