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口述探访难民营：我在危难之地

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难民们在窝棚外裹上了各种布。

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难民正在生火、烧水。

二

　　2010年，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邀请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难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难民署当时的需求很简单：随同探访菲律宾的城市难民，所有费用自理。正是由于他们这个公益机构连工作差旅都不负担，发出的很多邀请都没了回音。我问：“联合国难民署是不是安吉丽娜·朱莉合作的那个机构？”他们说：“对。” 我就同意了。

　　我经纪人比较理性，说，去没问题，但能不能给个说法？别莫名其妙去了，也不知是个什么身份。难民署一寻思也是，经过一番繁琐严谨的申请过程，我成为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第一位代言人。朋友们知道了开玩笑，“代言难民！那你挺适合的，这么瘦，确实像难民”。

　　的确如此。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对“难民”的了解，仅限于《新闻联播》的播报。这个名词令人联想到非洲、饥饿和贫困，但对于难民的成因，对于难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一无所知。带着一种莽撞的热情，“难民小分队”就此踏上了探访的征途。

　　如今这支小分队已经远行探访过了五个国家。除了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其他都是志愿者。其中包括摄影师许闯和我的经纪人张蕾。为了节约经费，张蕾逼着她老公进电影学院学了摄影和剪辑，把他拉到队伍中负责视频拍摄，后来的《枪炮与玫瑰》、《未来不只是梦想》和《生于困局》这三部纪录片都是他的作品。小分队里还有两位常驻的媒体人，一位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易立竞，另一位是曾在《北京青年报》国际新闻部工作的刘一。除了她们俩的往返机票由供职媒体承担，其他人的费用都由我出。几年的探访下来，队员们从朋友变成了情谊深厚的战友。

　　难民署的合同协议是一年一签的，总部每一年对代言人都会有评定，当然也考虑到我或许会做不下去。老实说，探访后的无力感，让我在这些年中有过数次想放弃的念头，甚至还对难民署在工作中的过度谨慎无法理解，跟代表Giuseppe还发生过争执。后来他调任去了缅甸，我又经常怀念这个意大利老头，觉得他还是个尽职的好人，只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理想而已。2013年，我通过了他们更严格的考核，升级成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一时间我悲喜交加，心说这回可就任重道远了，想跑都不好意思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