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口述探访难民营：我在危难之地

探访泰国梅拉难民营，我和这些已经申请到第三国安置的小朋友一起上社会常识课。

五

　　时间已过去六年，但还会时常想起我们第一次探访难民时，在菲律宾马尼拉见到的Mamun博士。Mamun是索马里人，二十多年前，他被索马里政府送到马尼拉学习，按照当时的计划，毕业之后，他要回到索马里为政府工作，但他还没毕业，那一届政府就被推翻了，他的仕途就此终结。

　　菲律宾是难民福利相对完善的国家，Mamun博士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按照规定，在菲律宾居住八年以上可以申请本国国籍，Mamun博士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之久，但他从未申请过菲律宾国籍。他时刻关注着世界政局，总觉得也许今天下午，也许明天早上，他就能打包行李回到索马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亲人，回去干吗呢？我问他。他不容置疑地回答：“那是我的故乡，我死也要死在那里。”

　　Mamun五六十岁了，一直没有结婚，他说，他心目中的理想对象起码要“年轻漂亮”。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心说想得还挺美，一干巴老头，长得也不好看……但同时，我能体会他的孤独和他对生活的强烈向往。他怀抱着一个坚定的希望，哪怕它很可能无法实现。

　　在很多时间，很多地方，难民似乎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只要战争不结束，永远会有人流离失所，而大众对他们的注意力不会持续太久。这段时间，世界的关注焦点在叙利亚难民身上，事实上，阿富汗难民问题已经持续了35年。我见过一些难民，他们在难民营里出生、长大，对他们来说，阿富汗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巴基斯坦更显得像故乡，可巴基斯坦又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接纳他们。他们没有公民权，不能离开难民营，不能工作，也就失去了恢复成正常人的可能。

　　联合国难民署曾经制作过一系列宣传海报，令人印象深刻。主题是“难民也想拥有和你一样的烦恼”。其中一张海报上，一个男人坐在马桶上，一个女孩推开他面前的门，两个人都呈现尴尬的表情，两人的周围是一片废墟；另一张海报上，一个男人刚洗完车，突然下起了雨，他郁闷地看着天空，实际上，那是一辆被炸毁的车，他的身后也是一片废墟……我很喜欢这一系列海报。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中的小小不顺心，但我们所抱怨的，正是难民所奢求的。

　　去年我受邀拍摄了“倍耐力”年历封面，今年1月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水晶奖”，3月当选了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这些荣誉其实都与我这几年从事的难民工作有关。

　　六年前，真不敢想象会因为为难民做点事，而拥有这些认可和荣誉。从2010年开始从事难民工作以来，我在质疑声和骂声中成长。“消费难民”、“作秀”，说得最多的就是“国内还有很多贫民，你干嘛帮助国外难民”。事实上，帮助国内的同胞和帮助难民并不冲突，私下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难民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高调宣传，将这些难民的境遇传播出去。

　　2012年，我的个人生活发生巨大变故，我觉得自己像个被现实卡住脖子的人。那时的我根本没有力量去探访难民，太讽刺了！我都不能自救，还要去救别人？可是在埃塞俄比亚探访的那几天，我真把自己的事情忘了。探访的最后一段行程，我在难民营中的手工坊里，和那里的女人一起唱歌、跳舞，有个非洲姑娘特别活泼，她拉着我跑到篱笆前，搂着我的脖子对着镜头露出笑容。在危难之地，她依然认定生活值得追求、未来值得憧憬。

　　非洲探访归来后，网友的声音开始发生变化，到现在，七成的评论变成了支持。

　　在探访中，我经常听到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她为联合国难民署做的探访、宣传和募捐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我还不知道难民是什么的时候，她已经是我最钦佩的女性。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如果不是曾在电视里见到安吉丽娜·朱莉和难民儿童在一起，我可能不会接受难民署的邀请，也就不会有如今的经历与收获。

　　其实，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问自己：我还能为难民做什么？仅仅是探访，真的有用吗？难民署每次都回答我：“你来，就是为他们做了很多。安吉丽娜·朱莉所在的环境经常有对难民问题的普及和传播，但在中国，你几乎等同从零做起，你的职责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难民。如果十四亿人都能来关注和帮助难民，力量会是巨大的。”这个说法不能令我完全满足，但至少，它能让我获得一些宽慰。

　　难民的世界是黑暗的。一位索马里难民姑娘对我说：我的世界只有两天，一天是快乐，一天是忧伤。但这些年，难民给予我的力量却远远超过我给予他们的。

　　有时我想，上帝造人，为什么大家不能一样？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喝着咖啡，可能某个地方就响起了枪炮声，又有人失去家园，成了难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上帝到底是公平的吗？最初我不能理解，现在我慢慢接受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爱它。